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逻辑的主题很好，但也很难。因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已经很明确了，但是现在要总结它的哲学逻辑，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怎么总结也没有习主席自己讲的好，所以我就想，我们现在没有特别的必要去分析理论这一块与那一块之间的关系，我倒觉得比较重要的是看一看中国特色到底做了什么，在这里面有什么进步，这个进步对于中国有什么意义，对于人类有什么意义，然后我们在这里找到它所具有的意义，当然也就说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具有的意义。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谈一谈，在人类文明进步与中国特色道路的交汇点上，探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生成逻辑，这个里面我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全称。实际上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后面还应该有四个字，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现代化是我们的全部核心，因为从1978年以来，我们最根本的进步就是不再拒斥现代化而是积极加入现代化。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仍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且，我们未来30年的目标还是现代化，比如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地给我们提出了未来30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步实现，基本实现；第二个阶段，那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以我是觉得，始终不能忘现代化这个主题词，抓住了现代化才抓住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当然现代化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需要我们来研究。
第一个问题，何为哲学逻辑。就是我们的研究与非哲学的研究到底区别在哪里。我想哲学的思维区别于非哲学的思维最根本的就是它有一种至极性倾向，或它要去寻找人类文明思维发展的边界，已经到了边界的，就把它作为前提再加以追问。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人类的一种本性，叫作“立足有限，追寻无限”，而最终能够达到的就是极限。但是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人群，每一个阶段，它所达到的极限是不一样的，这个极限，总是哲学思维不断地要去探索和追寻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今天来讲哲学的逻辑实际上就是要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个思想、这个文明、这个人群，甚至人类今天已经达到的思想的、理论的和实践的边界。把这个边界找清楚，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做了一些什么工作，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下一步向哪个方向去走，这实际上是一个方法论的前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它在人类思想文明史上所提出的超越了过去的所有的思想的不同的要素、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体系，甚至构成了一个总体的格局。我觉得这恰恰也是孙麾谈到的“三大体系”的问题，你不管是学术的、学科的，还是话语，就是要找出我们的新东西、新的超越。但是，这个新又不是完全、全新的，它是在人类文明已有的基础上逐渐地通过传承与创新而获得的，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关于当前中国的两种说法，这个也是孙麾前面谈到的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我的意思不是中国道路已经终结了历史终结论，而是中国道路正在挑战历史终结论，因为这个还在过程中，现在因为整个的历史还在发展过程中，福山最后说中国也许真的构成了对历史终结论的一种挑战，但是它有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如果我们真的化解了压力；第二个前提，如果我们继续获得了稳定和发展，才有可能形成一种终结。所以我们不要把福山的这个话看得太绝对，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前提，因此不是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过程，而是我们还在过程中，甚至我们能不能够终结它，还要看我们未来的行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从历史终结论还是文明冲突论，实际上都是需要我们来认真加以研究的。那么文明冲突论很明显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从亨廷顿提出来以后，我们一直就在讨论，最近引起我们实质性关注的是把当前中美的差异变成了一种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变成了一种谁代表人类文明未来状态、未来形态、未来前景、未来可能性的较量，所以在这样两个理论的背后当然还包括所谓中国威胁论。当然这个里面不乏美国的绝对安全观等，但是，毕竟中国和世界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而且这样一种变化的背后实际上是要求我们对中国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我们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我们既不要菲薄，也不要过于地自傲，要保持一个比较清醒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中国问题，一定要把它放在与世界的关系中看。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今天到了一个时间的节点，就是从至极性思维的角度看，人类现在到了一个自我认识的关键时刻。为什么？需要重新认识道路，无论是特朗普的这个“美国再次伟大”，还是英国的“脱欧”，还是欧盟面临的困境，其实都是重新选择一种道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所有思想理论的纷争，其实就是道路的纷争，都是我们在实践中出了很多问题，需要构建一条新的道路，或者探索一种可能的、更好的道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道路对于人类现代化的超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进步就是现代化，而且我们从现代化中获益。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让中国走进了经济全球化，而且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始终没有认真去研究什么叫现代化。现代化并不像我们原来想的那么简单，我们过去讲的比较多的就是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后来我发现现代化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我自己在很多年以前，就曾经把它概括为“六化”，而且这六化到现在为止都非常有意义。第一化叫理性化，其实就是以“解放思想”开头的这样一种近代思想运动。从文艺复兴一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包括空想社会主义，包括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理论。然后在理性化的背后其实是工业化。工业化其实就是一种现代化的大生产，尤其是以分工和合作这样一个机构和体系建立起来的，每个人的能力片面的高度发展，又通过一条有机的生产链而建构起来的高度发展的全面的生产体系。第三个是市场化。有了工业化就一定要有大市场，当年的航海贸易就是国际贸易。有了市场就一定会有大都市，都市变成了公共社会服务和公共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点，这就有了现代化的大都市。第四化即都市化，是近代以来人类文明最重要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了铁路、有了飞机。然后第五化实际上是民主化。如果没有了民主政治，人类文明不可以想象怎么样来整合人群。还需要有第六化，就是法治化。民主和法治永远内在相关，如果没有了民主，那么我们的法治就基本上无法真正地去落实。但是如果仅仅有民主，那可能法治也不行，它有可能变成一种极端个人主义，而且法治也是如此，所以它们之间内在地交织。我们过去对现代化的认识长期是片面的，现在我们逐渐地达到了一种比较全面的认识。
如何去贯彻它，我们还要重视现代化的价值二重性的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社会也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其实我们忽略了现代化的这“六化”背后作为当年的资本主义的原初形态的东西，它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毛病。比如说，强调了理性，可能就会忽略人们的非理性，那就变成了所谓“单向度的人”；强调了工业化，可能就会有单一化；那么强调了市场化，可能就会崇拜金钱；强调了都市化，可能就会真正地遇到各种形式的都市病；单纯的民主也会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演化，很多人都已经提出了质疑，单纯的民主不一定是人类文明的，但是一定和法治相关联。但是强调法治呢，其实有很大可能只是一种形式公正，而缺少实质公正。所以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对现代化，首先是对它的本来意义就认识不清，然后对它的可能的负面效应认识不清，然后我们就可能在现代化中出现很多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中国又走过了一条在这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中与迄今为止的所有模式不同的道路。迄今为止有哪些模式呢？我认为一共五种模式。一个就是当年的西欧模式。从葡萄牙开始，最后比较标志性的当然是英国模式，它形成了自由主义经济。还有北欧模式，后来的比较经典的是美国模式，美国模式其实超越了西欧的模式。后来又产生了苏东模式，苏东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也曾经搞现代化，而且一度还搞得不错，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想在大一统的经济基础上来搞现代化。那么接下来是东亚模式，李光耀、马哈迪尔，包括我们通常讲的所谓“四小龙”“四小虎”，他们强调我们东亚的现代化。西欧、北美的现代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三个要素：市场经济、议会民主再加上新教伦理。东亚不一样，东亚是市场经济再加上中央集权再加上儒家伦理。把儒家伦理凸显出来了，所以亨廷顿说21世纪文明冲突，中华文明尤其是儒家文明将要扮演主要的角色。这五种模式其实我们都学了，不管是这个原初的还是后来的，但是我们不是任何模式的简单照搬。不照搬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在这一个过程中又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我们这“六化”里面，在理性化上中国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这就是我们哲学看到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的解放，我们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解放。我们坚持了工业化和市场化。而且通过市场、都市、民主、法治的全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越走越宽了。所以我想，这是第三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道路对于世界现代化的传承与超越。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对于社会主义的传承与超越。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大的好处就是把人类文明迄今为止的这些好东西都整合起来了。我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三个核心要素：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当然还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小平同志当年为什么说既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实他是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平衡，但在我们实践中间会有一些摇摆，我们对这个问题后来逐渐达成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比如说原来讲的公有制这个问题。实际上从列宁开始大家就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叫“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社会主义是产生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先进的生产力，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大的公有制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一开始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条件下列宁当时采取了“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土地所有制改造、城市工商业所有制改造，后来出了一些问题。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转变：第一，公有制的改变。公有制保持主导地位但是我们并没有单一公有制，我们让多种所有制并存，中国的所有制已经是世界上最多的。无论是从公有的内部来看还是从私有的内部来看，民营的、外资的、合资的、独资的，尤其是现在讲的混合所有制。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结合，而且这个东西在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把它结合起来了。我们有所有国家不具备的优势，我们拥有所有国家不具备的活力。再比如计划和市场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结合。原来我们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结果我们把市场搞起来。这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结果我们一路走来，而且居然没有走出重大的问题，当然其中的跌跌撞撞是不断的。但是我们总体上实现了一个市场和政府的结合，但是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解决，比如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明确地提出就是市场的决定性，原来我们讲基础性作用，现在叫决定性作用。什么叫决定性作用，还要不要政府，政府的作用在哪里，所以我到湖北省委，包括办公厅跟他们讲，核心的问题还是你们要发挥好作用，但是你们作用只能适当发挥，什么叫适当发挥，这就是智慧了。再如按劳分配的问题。现在很明显中国的分配形式是最多的，按劳的、按资的、按所有制的，等等，就是只要你能创造社会财富，你就获得一份你的回报，这是一个好社会应该有的东西。但是它其实也给我们很大挑战，因为所有这些其实难以组合成一个有机的国家治理体系，你把这么多东西整合进来了以后，你如何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有机组合。这是当前我们说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不平衡，这个该平衡的不平衡，那么不该平衡的可能又太过平衡，所以出现了很多不充分的问题。所以在今天要看一下中国国家治理如何实现一种高度的整合。中国学术不能走向自娱自乐、自言自语、自我欣赏，最后我们不关心社会，社会一定会把我们抛弃。所以我觉得做哲学、做学术，一定要关心实践、走进实践，我是无意之中走到了国家治理，结果发现，它对我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激发了我们的热情，当然其实国家治理好不好，对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好了我们所有人都好，那我们就得尽一份我们的微薄之力吧。以上这些观点，不妥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0年第1期P79—P82
作者欧阳康，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武汉 4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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